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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的“乳山记忆”

2020- 09- 16 09: 05
信息来源: 乳山时讯        点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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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上午10时,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钟南山获颁“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女)荣膺“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很多人知道,这次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呼吸病学专家,在这次抗击疫情当中,他敢医敢言、勇于担当,提出的防控策略和防治措施挽救了无数生命。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钟南山院士还和乳山有着一段特别的缘分和感情。

“1965年‘四清’时,我到山东乳山参加社会主义教育,住了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那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离开乳山已46年了,许多往事依稀在眼前。”这是钟南山在市委老干局于2011年组织编写的《亲历乳山——老干部回忆录》一书中亲笔所写。

2011年,市委老干局面向曾在乳山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干部、老同志开展“亲历乳山、口述历史”征稿活动,钟南山欣然同意,并在致188体育,188体育平台委老干部局的一封信中写道:“乳山老乡们的善良、热情、友善,永远给我深深的印象……我非常怀念乳山老百姓的淳朴和善良……乳山的一年在我人生轨迹上留下深深的烙印:要诚恳地待人。”

同年9月,《亲历乳山——老干部回忆录》出版发行。钟南山在书中回忆道:“在‘四清’运动中,我们工作队和农民一样出工,每天干的活儿和农民完全一样,耙地、除草、种地,晚上还要开会。每天和农民甘苦与共,使我与他们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在乳山,虽然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对我的触动很大,有时候我会不由地想:中国的农民自己活得这样苦了,可对待起我们这批北京医学院的学子时,像亲人一样热情质朴,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这给了我很深的教育。”“我能带病坚持劳动,又能为大家看病,就受到农民的一致好评,并介绍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还记得两个入党介绍人是张连勋和席兆科……”

据钟南山回忆:1965年下半年,他随北京医学院千名师生到乳山参加“四清”运动,被安排到乳山县海阳所公社邢家大队。如今,乳山一些年岁已高的村民回忆起钟南山当年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都有很高的评价:“给谁看病他都不要钱,这个人真了不起。”

钟南山在表彰大会表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我们仍不能松懈,必须慎终如始。“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就是我们医者的初心;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就是我们医者的使命。

“慎终如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钟南山一以贯之的医者仁心。

附:我在乳山参加“四清”运动 钟南山

2006年9月21日,我到济南参加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全国呼吸病学术会议。22日晚10点,主持完医生们的演讲比赛和联欢活动后,接受了齐鲁晚报社记者彭东的采访。当时他问我是第几次到山东,哪次印象最深?我回答说:“来了四次了,第一次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

我说的是心里话。那是1965年“四清”时,我到山东乳山参加社会主义教育,住了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那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离开乳山已46年了,许多往事依稀在眼前。

1965年下半年,北京医学院1000多名师生来到乳山参加“四清”运动。我当时被安排到乳山县海阳所公社邢家大队,大队书记叫姜文州。邢家大队“四清”工作队共11人,组长张连勋是乳山县公安局副局长,典型的山东人,为人正直、豪爽。另外还有两位当地干部,一位是乡里的民政叫席兆科,我们都叫他老席,还有一位是县财政局的会计姓王,老百姓私下里都称他大老王,其余都是我们北京医学院的男女师生。

“四清”运动定义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场从1963年开始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1964年下半年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到了1965年至1966年间,许多干部仍心有余悸。

1965年,我们的“四清”首先从清查经济问题入手。公社统一组织各大队到离邢家六七里地的赵家庄集中整顿。每个大队和小队的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等都是清查对象,邢家总共去了约四五十人。动员会上组长张连勋强调:“有问题的要老老实实交待,没有问题的要认认真真工作,这次运动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清查前后总共才十来天,谁也没想到运动一开始就发生了意外——一名大队干部上吊自杀了。当时工作队干部和清查对象都住在一起,地上铺上麦秸,放开被褥,席地而睡。有一天早晨,大家起来发现一名大队干部不见了,就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附近一个农民果园里找到了。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抢救,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遗憾的是,因为发现太晚,那个人最终也没能苏醒过来。

在“四清”运动中,我们工作队和农民一样出工,每天干的活儿和农民完全一样,耙地、除草、种地,晚上还要开会。每天和农民甘苦与共,使我与他们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大队会计宋钦贤与我同龄,生日比我小两个月,他在县上参加过会计学习班,会记账,出身好,人厚道,在老百姓中的口碑也好,都说他是个正直的老实人,“四清”运动开始不久就通过了审查,当了“四清”工作队会计组组长,天天跟着我们查账、调查、做笔录,几乎天天在一起,一来二去就越来越熟。

刚到乳山时,外出我总是分不清东西南北,所以每次出门办事或到乡里开会、赶集,都拉着他当向导。有一段时间,他的腰老是痛,我就给他每天扎针灸,前后10来天,仍不见好。后来同事崔吉泰又给他看了看,说:“不要再扎针了,他属于深肌疼痛,干活累的,住一段时间慢慢就好了。”崔吉泰在协和医院门诊上工作,临床经验更丰富一些,后来宋钦贤的腰痛果然好了。还有一次,我们到县上集中开会,宋钦贤急三火四地突然闯进会场找我,原来他的三岁小女儿病了。正好北京医学院的师生都在开会,我就在现场通过大喇叭招呼儿科的专家出来,陪他一起去了医院。

我生在南方,长在城市,当年对胶东农村生活的艰难,始料未及。刚到村里,大队上安排我们在一家闲置的空房里住,三间低矮的草房。因为是闲房,所以我们不是睡在老百姓烧火做饭的热炕头,而是睡在凉炕上。夏秋还好,到了冬天炕上冰凉,整个身子冻得蜷缩在一起,所有可以挡风御寒的东西一件件地都压在身上,睡到半夜,冷得实在顶不住了,把所有的棉衣都穿上,可还是不行,再加上身上的虱子到处乱咬,有时候不得不熬到天亮。

那个时候,农村老百姓家里普遍比较穷,粮食产量低,子女又多,生活十分艰难。他们平时主粮是以地瓜和地瓜干为主,玉米饼子都很少能吃到,一年只能吃一两次白面,吃肉也很少,一年的口粮到了转过年的三月份就吃得差不多了,到了四月份,我们吃的粮食常常是槐树叶掺上地瓜干。过大年的时候,能吃上一顿饺子已经是太难得、太奢侈的事了,也是一年一顿最幸福的饱饭。可老百姓都把我们看成是毛主席派来的,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农村卫生条件差,蚊子虱子苍蝇跳蚤多。那年我的右脚脚踝被跳蚤咬了,瘙痒难忍,挠破后,创面开始化脓、浮肿,肿起的大包像一个球,后来浮肿一天比一天大,穿棉鞋根本系不上鞋带,每天出工不得不一瘸一拐。到了年底,脚肿得实在不行了,正好赶上春节放假,我向工作队和村干部请了假,向朋友借了钱,经过郑州乘飞机回广州治疗。家人把我送到中山一院,由骨科黄承达教授医治。黄教授当时赶紧让我做X光片,随后清创。黄教授说:“你的脚幸亏治疗及时,否则很快就会发展为骨髓炎,那时脚都保不住了。”

在乳山,虽然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对我的触动很大,有时候我会不由地想:中国的农民自己活得这样苦了,可对待起我们这批北京医学院的学子时,像亲人一样热情质朴,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这给了我很深的教育。在乳山,没有人去计较我父亲钟世藩曾经是国民党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只因为我能带病坚持劳动,又能为大家看病,就受到农民的一致好评,并介绍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还记得两个入党介绍人是张连勋和席兆科。

1966年我们回到北京后,我还和宋钦贤还通了一年多时间的信,后来渐渐少了,直到多年以后,他还写信给我,希望我“回去看看”。村里的赤脚医生姜文祥,大串联的时候跑到北京还专程来看了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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